文章来源:向日葵儿童 作者:向日葵儿童 责任编辑:zhengty 时间:2022-01-15
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,“我能长大”儿童肿瘤公益沙龙在上海建投书局举办。
《人间世2》纪录片的总导演秦博来到了活动现场,他用镜头语言记录了疾病面前真实的人间百态,以及疾病之外的人性之光和社会进步的力量。
秦博导演在片中记录了很多儿童肿瘤相关的故事, 他在活动现场为我们分享了自己对儿童肿瘤这一领域的思考
图片 | 讲者提供
编辑 | 朵妹
排版 | 万里云
校对 | 秀秀
以下是演讲实录:
大家好,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秦博,同时也是《人间世2》总导演。今天演讲,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儿童肿瘤的内容,这些故事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讲了很多次,但还是想在这里,再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团队拍摄儿童肿瘤的故事。
我相信今天的嘉宾和我一样,我们都希望能够更多地凝聚社会对儿童肿瘤的共识。
拍摄时间追溯到几年前,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中心,我们当时选择在这里拍摄,就是想看看:孩子们都在经历着什么?他们的家庭在面对什么?儿童肿瘤和我们常说的成人肿瘤有什么不同?这些孩子在病房里又是如何生活,如何和疾病抗争的?整个过程中,我们都是带着这些好奇和问题去拍摄的。
病房里的这张照片是当时拍的,很漂亮,往外望基本就是这样的风景。上海确实有这样的医疗条件,能给到孩子们好的环境。
我们发现,得了肿瘤的孩子虽然生病了,但还是有一些童心在其中。在进行手术和各种检查时,这些孩子宁愿不要命也要自己美,这是很难说服的。小朋友爱漂亮,他们要求自己脑袋上的皮肤修复、缝合等等一定要毫无痕迹。
病房里充斥着大量能够满足儿童需求的装置,医生和护士们用手套做成气球,上面写着自己想说的话,我们做了一个带着轮椅的秋千,有的时候,孩子迫不得已坐在轮椅上,但他们还没有长大,还需要享受童年乐趣。
即便能够克服儿童肿瘤,但是他们很难克服成长带来的困境。
来复查的孩子,一只脚是坏的,另一只是好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孩子在长大,而坏了的脚无法跟上孩子的成长。
每次复查,孩子都非常努力的让大家觉得自己每年没有什么变化,但事实上疾病总是拖累着这只病脚,让这只脚越发的显眼。
孩子们经常把自己的鞋跟做的和另一只一样,这些都是大家看不到的,藏在儿童心里的秘密。这些孩子为了让自己走路的时候看起来不像小瘸子,经常用一些自己的小手段,让外表看起来尽可能一样。
我们凝视疾病时发现,这些家庭在急速的时代洪流当中,因为孩子的一场病,整个家庭就像一个机器似的停歇了,这时候会有很多亲情在病房里弥漫。
《活过一百万次的猫》这个短片里是一个农民工妈妈,她从来没有跟孩子讲过枕边书和绘本,但当她开始在病房里陪伴女儿时才开始了解她,经历女儿第一次来初潮,第一次经历女儿内心的秘密,第一次真正开始关心自己的女儿,关心她的心理等等,然后女儿对妈妈说:“你在弥补我小时候缺失的亲情。”
其实女儿心里是怨恨妈妈的,这种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郁积在心里。
在平时的生活中,孩子是懂事的,她知道家里人需要出去挣钱。现在到了病房里,这种怨恨的情绪会散开来,她对妈妈说:“给你一个任务,你每天给我读一本绘本,直到把走廊上所有的绘本都读完,就算弥补了前几年的缺失。”
于是妈妈开始拿着绘本去看、去读。《活过一百万次的猫》并不是我们刻意引导她做出的安排,而是她认认真真地读完以后,对这个故事有了不一样的感触。
她觉得这次活着好像和原来的活法不太一样。
我觉得这个家庭因为疾病萌生了一种悲剧过后的亲情。她的爸爸妈妈在她生病以后放弃了自己的生意,那一年的双11也不去挣钱了,拿着所有的积蓄去了厦门的鼓浪屿,那是孩子爸爸曾经当兵的地方。
他们联系了孩子爸爸的战友,在海边度过了他们最欢乐的一周。在海边看海,陪着做完手术的女儿在海边捡紫菜花。他们看着紫菜花,觉得这就是海里的水藻,好奇的放在嘴里尝,一边尝一边说:“这像不像海带,是不是咸的呀?”
这些在我们日常工作节奏当中不曾显现的东西逐渐浮现,这时我们突然发现,原来疾病也能够给予一个家庭这样的功能。
大家可能会好奇,我们团队为什么选择这个点、为什么想把这些孩子的故事讲给大家听、为什么想传递这样的情感?很多人说:“你们的故事我不敢看,特别悲痛,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些?”
我们是一个常年深耕各种新闻深度话题的团队,我们不是做医疗纪录片的。但由于我们长期耕作在社会现实的土壤当中,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儿童肿瘤向大家阐释一个事实,这个事实也是我今天来到这边想跟大家分享的原因。
我个人理解,这些带着孩子来看病的人,很多都是因为生计而忽视了家庭,中坚力量想办法去挣钱,孩子更多跟着爷爷奶奶或其他亲人生活。我们回头看这些病例,很多都是没有在第一时间被确诊。
在江苏的江阴,很多人去小工厂打工,日复一日的挣钱,只是为了让整个家族能够生活得更好。
但他们的孩子所患的骨肿瘤是非常隐秘的疾病,伴随着生长痛,这对老年人来说是无法识别的,所以在第一时间都会被忽略。
有的会带着孩子在附近看一看,但是县城乡村的医疗条件有限,在基层医院也会被略过。
直到孩子腿疼得受不了,打工的爸爸妈妈可能才会回乡,带着孩子去城市的医院,往往最后一步才会到上海北京这样的地方。
这时候来到医院,留给医生的治疗手段已经不多了。
很多医生告诉我们,如果早来半年可能就不需要截肢了,我们就能想各种方法治疗这个孩子。
但由于基层的医疗条件限制以及就医意识等问题,造成科普信息不对称,最终孩子们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,这种错过是终身无法弥补的。
我们通过和医生专家沟通,做了一些相关调查,我们才知道,原来中国骨癌的患者包括儿童青少年都加在一起,每年的总人数并不多,只有上万个。
可是这1万的人数每年都在递增,更多的人会在医学缓慢进步的过程中成为数字的代价。
后来我们跟不同的人聊天,大家都有一个疑问:面对这样一种长期被忽视的、人数不多的疾病,应该怎么办。这其实也是国家希望少数的病种一定要成立中心的原因,让大家第一时间知道去哪里治病,是非常关键的点;这也是科普势在必行要去推广的原因。
大量二三线城市的人得了这个病以后,通过各种求医路径都找不到对的人,那怎么办?最佳的救治时机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,在寻找的过程中病情很可能就被耽误了。
如果早点来到医院,找到合适的治疗措施,使用医生们正在关注的医学最前沿的、准确率更高的医治手段,机会可能就会大很多。
有一个我们沟通过的病人来复诊,她跟主任说:“我这次来检查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,我结婚了,我已经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。”
她是医生的老乡,在生病的第一时间询问了医生,于是直接来到这里治疗。在她做选择的时候,她的每一步都是对的,结果她真的能够结婚生子,成为一个母亲。
我们2019年开始拍摄,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发现,恶性骨肿瘤发生率确实很低,大概1万人,但是我们看到,这些孩子们使用的抗癌药物是胃癌的药物,而且是成人的药物,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肿瘤药物治疗,但就是没有专门针对恶性骨肿瘤的药物。
很多医生说,目前他们没有更好的手段,因为新药的研发投入少。从理性的角度考虑,有限的资源应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,中国癌症病人人数最多的是肺癌、肝癌,这些资源应该倾向于得病率更高的疾病;另一方面,制药公司在这方面投入的成本更多,也能得到相应比例的回报。
理性的想这些都是对的,但这些孩子就是在这么等死。
抛除理性角度来看这件事,如果科学都把这些家庭抛弃了,那么这些孩子会走向哪?
尤其在那些中国的乡村文明还没有抵达的地方,还没有让他们有正确认知观的时候,如果连科学都没有办法进入到他们的认知里,他们该怎么办?
有一个我们拍到的印象很深刻的真实案例,让我非常触动。我们发现一个孩子大腿和小腿在长成这样的比例以后才被带到上海,按道理来说应该马上手术治疗、化疗等等,但家长却是犹豫的,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这时,我们看到走廊深处的两个人一直在沟通,我们觉得这个人并不是他们的亲戚,沟通的时候也有些奇怪,并不让我们近身。
我们把收声的设备放在了妈妈身上,通过无线设备把对话内容全部记录了下来。这个人跟孩子妈妈说:“你每天在病房叠一千个小塔,念经一千遍,这个孩子的病就会好。你千万不要把孩子的腿锯掉,也千万不能听医生说的话,他身上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去掉,一定要保证孩子留有全尸。”
当我们听到这个内容以后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,是要马上行动还是做些什么。
这个家庭仅有的医疗费被这些人骗光了,他们被骗到青浦的集市去买海鲜,买了1000条鱼、乌龟、螃蟹,整整一卡车。
这些人也不让我们拍摄,但我们的导演阴差阳错地跟上了这伙人,白天他们从医院出发一直拍到凌晨去买海鲜;跟着跑到青浦的淀山湖,把这些鱼都放生,然后在旁边做法保佑这个孩子。
孩子当时就在面包车里躺着,还被这些人逼着说:“菩萨来了,把我的病痛带走吧。”
最后这个家庭拒绝了医生的建议,带着孩子回到了湖北老家。
知道这些故事以后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在伦理角度很难左右孩子父母的决定,医生也很无奈,只能给到最科学的建议,但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他们。
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,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。
我的老家是河南新乡,我关系非常好的玩伴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,他的孩子只有8个月不到,体检的时候在新乡的医院里查出来可能是肿瘤,医生自己没有见过这个病,只是在培训的时候还有医学论坛上看到过,怀疑是神经母细胞瘤。
我的同学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病,但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有我这么个同学,在上海认识很多医生,拍过医生的纪录片,于是给我打了电话。
中午他把片子发过来,我下午两点把片子给了新华医院,医生三点的时候跟我说:“让你的同学从新乡订最早的机票来上海。这个孩子应该是神经母细胞瘤,如果比较凶险,有可能需要赶紧手术,及时化疗。”
那时候快过年了,我非常强硬的让他马上订机票,当天晚上到了上海,第二天就进了医院,排手术,等时间,做检查,然后化疗。
我们另外一个同学从杭州开车过来,拿了些钱给这个同学,让他缺钱的话先借用,我们一起帮助他渡过这个难关。
现在三四年过去了,今天来分享之前,我特意问了他孩子现在的情况。
他说孩子恢复挺好的,就是因为认识我,信息对接得上,孩子进行了手术和一段时间的化疗,这个病就不会成为他们这个家庭终身的梦魇。
我有时候就在想,可能医生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,只不过很多时候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。
这个故事可能是我拍纪录片最大的意义,我帮助到小时候的玩伴,提供给他最有效、最直接的关键决策,这个决策真的救了孩子的命。有些时候,科技、知识,信息对称真的能够帮助别人。
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分享儿童肿瘤这样的疾病,谢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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