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日人物：他想先消灭关于癌症的谣言

        此刻的中国，每分钟有超过8个人被诊断为癌症，每分钟有超过5个人因癌症逝世，癌症潜伏在每一个人身边。人们谈癌色变，被大量伪科学和谣言裹挟着生活在恐惧中，又因为恐惧，造成更多的误解。

        “生物男”李治中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些“误解”。为此，他去美国念了癌症生物学博士，还在研发了格列卫的诺华制药做了8年新药科学家。但他在实验室中的努力始终赶不上国内各种癌症谣言的传播速度，于是，5年前，他开始以“菠萝”为笔名，写文章辟谣以及进行各种癌症科普。

        5年间，他孜孜不倦地一遍遍重复着“红薯不防癌”、“牛奶不致癌”、“人的体质不分酸碱”、“转基因食品致癌并无定论但喝酒会致癌”、“澳大利亚并没有战胜癌症”……

         今年，李治中辞去了药厂的工作，回国做专注于儿童癌症科普的“向日葵儿童公益”，因为，中国有着全球最庞大的儿童癌症患者群，却没有一个专业的儿童癌症科普网站。

        人类战胜癌症的战斗还很漫长，但在癌症消亡之前，李治中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消灭关于癌症的谣言。

         以下是“菠萝”李治中的口述——

        文 | 罗芊

        编辑  | 金石

        误解

        很多人知道我是做癌症科普的，一听就摆手，不想聊，感觉不吉利，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，不听不看，家里人就不会得癌症。

        但事实上，我国现在每年新诊断的癌症患者数目超过400万，因癌症去世的人超过280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每分钟有超过8人被诊断为癌症，每分钟有超过5人因癌症逝世，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患癌的熟人。

        我们如何去面对癌症？首先就需要去了解它。了解之后你会发现，其实癌症没有那么可怕。

        例如，为什么癌症患者越来越多？因为现代人活得越来越长。癌症发生的最大风险因素不是空气污染、转基因食品，而是寿命。无论男女，当年龄超过55岁之后，癌症的发病率就会明显上升。以前的皇帝很少听说有得癌症的，那是因为他们死得早。有数据统计，中国历史上的皇帝，从秦始皇到光绪的平均寿命只有39.8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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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癌症发病率排名世界前20的国家。图 / 网络

        中国的癌症患者数量很多，但癌症发病率只排在全世界的近70位，而发病率排名第一的，是丹麦，这也和国民的平均寿命有直接关系。此外，2017年美国癌症报告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：美国亚裔患癌的比例显著低于其它种族。肺癌、结直肠癌、乳腺癌、前列腺癌、肾癌等主要癌种，亚裔统统低，而且不是低一些，是低非常多。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，但作为中国人，我看到这个数据是很欢喜的。不管是基因还是生活习惯，总之咱们在抗癌上有显著的天然优势，千万别糟蹋了。

        很多人听到癌症第一反应就是“死”，陷入恐慌。大约两年前，罗一笑事件爆发的时候，有人转给我一篇文章，标题是：“罗一笑是病死的还是治死的？”一个号称财经作家的人一上来就说“得了白血病，基本上就是个死”。但事实上，白血病是过去30年中，5年生存率变化最明显的两种癌症之一。现在白血病5年的生存率已经超过70%，某些亚型白血病生存率甚至超过90%，全球有超过3500万人带癌生存。

        但正是因为对癌症缺乏最基本的了解，再加上我们中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缺乏常识教育和科学思维，没人喜欢听科学家说什么成功率90%，他们喜欢听的是“隔壁老王吃了这款神药立马好了”，所以，才会发生很多令人痛心的故事。

        也是在两年前，一个90后女演员徐婷，才26岁，患上淋巴癌后没有接受正规治疗，而是去山东烟台找到一位神医，不仅每天被放血，还拔火罐，刮痧，导致大量毛细血管破裂，短短一个月，就免疫系统全失。最后，她不是死于淋巴瘤，而是死于严重的感染。从她做出这个选择到去世，不到3个月。

        但是事实情况是，就在徐婷去世前后，美国一批晚期淋巴瘤患者尝试了化疗配合CAR-T疗法，简单来说，这种疗法是从病人体内拿一些免疫细胞出来进行基因改造，让它们对癌细胞有更强的杀伤力，再放回病人体内，采用这种疗法后，82%的患者肿瘤缩小，64%的患者肿瘤消失。

        还有魏则西事件。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刺痛，对我来说特别遗憾。为什么遗憾？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一年半以前，我就已经写过科普文章说明他接受的这种疗法是无效的，当时我用的标题是《谋财不害命，中国的免疫疗法现状》。但当时这篇文章被淹没在很多伪科学和商业推广中，虽然后来我把它收入在了我的书中，但魏则西还是没能看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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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徐婷和魏则西。 图 / 网络

        我长期在美国生活，在美国，癌症患者被这样忽悠的概率是极低的。

        他们医疗资源丰富，医生有足够多的时间和患者进行沟通，不太容易出现病急乱投医、到处被忽悠的情况；加上美国的医疗支付主要是医保买单，医保是不会为伪科学买单的，所以很多药都经过权威认证才能被开出来，病人也比较放心。

         我常常想，如果徐婷、魏则西们能及时地知道正确的信息，可能就可以活得更久。癌症并没有你想象的得可怕，比癌症更可怕的，是人们对癌症的误解。

        斗争

        我在清华念本科的时候，是学干细胞的。这个专业挺酷的，研究人怎么换器官，怎么长生不老。那时，我也觉得癌症和我没啥关系，我对它的了解，就是一坨长得很快的细胞，一个肿块。

        可能是冥冥中注定，大四那年，我母亲患上了乳腺癌，癌症这东西一下子入侵了我的生活。我在网上查了一整晚资料，当时只会用百度，翻了十几页都找不到什么靠谱信息，非常生气地关上了。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，患者的信息非常闭塞，市面上没有什么好药。

        母亲的病，让我决定本科毕业后去美国杜克大学学习癌症生物学。我希望对癌症有更多的理解，去探究——癌症到底是什么？

        我的研究生导师之前是临床医生，研究脑瘤方向的，每一个病人入院，他都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个人大概一年就会去世，他几乎没有超过一年的病人朋友。因为见证了这些，他才来校园，想在研究上面、包括新药的开发上面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        他给我们讲脑瘤这门课时，专门请了一个20多岁的脑瘤患者来给我们上课，讲脑瘤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，讲述每天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，这些治疗的副作用是什么，那些一点一滴的感受。这节课让我们一下子从书上的理论跳出来，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对我们冲击更大的是，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和我们聊天时还生龙活虎，但过了一个学期再开这门课时，他就已经去世了。

        这件事，包括我母亲的事，对我造成了非常强烈的刺激。其实，我们科研人员特别容易纸上谈兵，在论文里写，能够给病人带来多少好处，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做科研的人根本没有见过自己研究方向的病人。但当你真的见过这个病人后，你才能理解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。

        这也是我毕业后选择去药厂的原因，我希望能够研发出一些好药，和癌症作斗争。我去了诺华制药工作，主要负责新型癌症靶向和免疫新药的研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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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诺华研发的格列卫，让无数慢粒白血病患者变成了“正常人”。图 / 网络

        在整个制药流程中，你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，生物学家在整个制药流程中只是非常小的一环，可以说是一颗螺丝钉。整个链条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科学家，有药物化学的、有做药动、药化这些东西的，有做临床研究的等等，每一环如果出问题，这个药都会失败。

        因此，你必须去学会面对失败。做科研非常容易失败，甚至99%的时间都在失败，你会愤怒、抑郁、想不开，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，但这时，每当想起那个来给我们上课的小伙子，你会发现每一次失败都很有意义，会有一种持续的动力。

        在癌症圈子里，有一个叫做Emily的小女孩，她得了一种很罕见的儿童白血病，化疗了很多次，医生都建议家长回家，不忍心小孩子那么痛苦。但是家长没放弃，他们找到了一个没人用过的疗法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“CAR-T免疫治疗”。

        Emily是第一个尝试这种疗法的人。一年以后去复查，结果令人震惊，one year cancer free，她的身体里面已经没有癌细胞了。每一年，她都会拍照片发在网上，两年，三年，四年，五年，马上她就要拍第六年的照片，许多科研人员都会把她活泼可爱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。因为，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惊喜、奇迹，来鼓舞自己迎难而上，继续和癌症斗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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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这一组照片，记录了Emily从2012年的绝望到康复后的状态。 图 / 网络

        辟谣

        在药厂工作的同时，我也很关注国内的一些状况。我记得是2013年，我身边有朋友开始转那种伪科学文章，这让我感觉很难过，一边是那么多科研人员在想尽办法对抗癌症，但另一边，在中国，无数的伪科学却在肆无忌惮地传播。

        那时候大家还在玩人人网，我就在上面写了一篇科普文，讲的是癌症是什么，癌症和肿瘤的关系，为什么癌症会致命。那篇文章只有一百多个阅读，大部分都是我的好友在转，但大家都很鼓励我，这是我做科普的开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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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在一次演讲中，李治中用打趣的方式解释为什么谣言总是辟不完。 图 / 网络

         从那之后，我每天晚上9点后开始写文章，每天写2-3个小时，大概一周可以出一篇。从第一篇科普文开始，我会有意识地在每篇文章后面附上参考文献，这是和伪科学的区别——任何结论都需要有靠谱的来源。

        但写着写着我发现，对于科普文章来说，只有靠谱是远远不够的。我最早写的那些文章都比较长，讲述了很多概念性的东西，读起来比较晦涩。后来，我会在花6-8个小时写完一篇文章后，再用1-2个小时把文章删短，再加一些比喻和幽默的话。毕竟，一篇科普文章，光是科学家能看懂不行，要写普通读者都能读懂的东西。

        有一次，我想辟谣“红薯能防癌”这个说法。那时候刚出了一个很靠谱的研究，说的是“休闲时间运动”可以防癌，比如走路、跑步、游泳、健身等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“锻炼”可以防癌。当然，平时工作性质相关的“运动”，比如重体力劳动者、专业运动员的大量体力活动，不算在内。

        我就在文章结尾用了一首小诗把这两个重点结合了一下：原来／红薯真可以防癌／如果你是／每次都需要走很远的路／才能买到红薯的小孩。

        还有一段时间，营销号又在炒作“牛奶致癌”，我赶紧辟谣——从现有的科学证据来看，单纯喝牛奶而致癌的概率，大概等于“买彩票中头奖，但在领奖途中被雷劈死”的概率。

        开始做癌症科普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在和“伪科学”较劲，一个接一个地辟谣，渐渐地，也总结出了一些谣言和伪科学的特点。

        例如，很多伪科学文章中都会出现一个穿白大褂的外国老爷子，其中有一位在癌症伪科学文中出镜率特别高，好像他一出现，就代表着靠谱和权威。但事实上，我定睛一看，那位老爷子的真实身份是世界最老医生的纪录保持者，美国乔治亚州100岁的沃尔特•华生（Walter Watson）。

        只是，这位老爷子并不是肿瘤科医生而是妇产科医生。他最牛的事迹是一生接生过近两万个小孩，和癌症没有半分钱关系。用他的照片，文章的题目如果是“美国顶尖医生谈难产”或者“美国顶尖医生谈喂奶”，我可能会相信。但让他来谈癌症，就像让姚明来谈110米跨栏技巧，只能算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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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经常出现在中国伪科学文章中的沃尔特•华生医生。图 / 网络

        除了莫名其妙的外国医生照片，如果一篇文章中动不动就出现嫁接进来的CCTV新闻画面、标题里好多感叹号、求转发愿望超浓烈、结尾各种无关广告、点“阅读原文”跳出奇怪东西，那十有八九都是“伪科学神帖”。还有一句想特别提醒大家的真理：封面图女人衣服穿的越少，伪科学的概率越高。

        可能我花10个小时写出来的科普文章，带来的流量远不如别人用1分钟上传一张大胸女人图片，但这有什么关系，我没办法让讲故事的营销号放过癌症患者，但至少能让大家知道，世界上还是有说真话的人，还有人在努力地防止你上当受骗。

        希望

        我最初的科普文大多都发在自己的博客、还有师姐李一诺的公号“奴隶社会”上，后来我也想着开一个科普公众号，于是就有了 “健康不是闹着玩儿”和“菠萝因子”。

        在自己的公号上，我还是免不了继续辟谣，即便被骂得很惨。

        营销号里有一个特别坑中国人的建议叫做“适量饮酒，有益健康”。但今年1月，我发了一篇文章，分享的是一篇刊登在《自然》杂志上面的论文，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发现，酒精和其代谢产物乙醛会对造血干细胞造成显著影响。它再次证明了一个重要结论：喝酒会致癌，中国人尤其危险。出于防癌或防病的角度，适量饮酒绝对不是好的建议，更有效更简单的方法永远是——不喝酒。

        我的这篇文章发布之后掀起轩然大波，阅读量很快超过150万，评论近千条，支持的不少，反驳的更多，我看评论都哭笑不得。有人说，“我看得白血病的孩子大人没几个喝酒的，老汉我喝了几十年，干细胞还是干的湿细胞还是湿的，写这文章赚不少稿费吧！”还有人说，“如果武松不喝酒，他敢打虎吗？如果武大郎能喝酒，西门庆敢撩潘金莲吗？”还有人骂我“汉奸”，说“中国白酒是抗癌的，祖国的历史文化酒文化是少不了的，为什么要听国外专家和机构的”……

        对于这些读者，我其实是很心疼的。因为多数老百姓的认知达不到能够鉴别科学和伪科学的程度，他甚至看到伪科学就想转。为什么想转？因为伪科学总是斩钉截铁，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希望。而做这些科普，我最核心的东西，也是想给大家带来希望。

        2016年9月，我开始在公众号里为大家介绍一些抗癌新药。大家都清楚，“打假”会带来很高的阅读量，但从那时起，我写的“打假文”越来越少，我更愿意用我所学、加上在药厂工作的经验，去告诉大家，这个药好不好，那个疗法值不值得期待。

        实话实说，我介绍的那些药，大部分还没有在中国上市，很多患者用不上。但我还是想介绍，因为，我想让大家知道科研工作者没有停下来，国外有新药，虽然你现在还用不到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停止治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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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国内进口抗癌药引进、定价的讨论。 图 / 网络

        现实状况也在证明这一点。例如，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“奥希替尼”（商品名“泰瑞沙”），它的药效和副作用都全面碾压化疗药，不仅创造了美国FDA有史以来最快的上市速度，也创造了进口药在中国最快的审批速度，从受理到上市申请批准仅用了7个月，而第三代奥希替尼与第二代同时到达中国，只晚于美国1年4个月。而就在最近，国家医疗保障局发文，17种抗癌药物纳入医保，其中就有奥希替尼，纳入医保后，它的价格降幅达高达71%。

        我知道，癌症本身不是一个活泼的话题，甚至有些让人抑郁，大家读起来很不容易。所以，在每篇文章最后，我会附上一张癌症康复者的照片，是想告诉大家，癌症是可以转变成慢性病甚至治愈的，千万不要随意放弃。最初，我附的照片多是国外癌症康复者，现在，也开始有更多的中国患者站出来。

        今年5月，我建了一个40岁以下的癌症患者互助群——“菠萝的年轻朋友们”。200多号人在里面，他们患上的癌症各异，肺癌、卵巢癌、乳腺癌、胃癌等等都有，但是都乐观、坦诚、受过良好教育、积极学习新知识。我们的目标很简单：共同学习，分享资料，互相支持，一起辟谣。

        最近，这群人自己搞了个公众号，开始写科普故事，叫“愈路”。一个叫“大萌倩”的留美博士生，现在乳腺癌结束治疗第二年，专门写了一篇科普文来探讨“化疗期间，能不能吃辣？”

        他们查了许多文献，得到的结果是：现在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研究证明食用辣椒和癌症的生长、癌症病人的预后，有任何关系。但许多美国的权威机构，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关于化疗中癌症患者的营养指导中，都提到了“化疗期间尽量避免辛辣的食物”，目的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化疗副作用和并发症。

        简单来说，就是如果你是很爱吃辣的、并且吃辣没有不良反应的患者，是可以吃的，不过要适量，如果吃了有严重副反应，那还是别火上浇油了。

        我看到他们写这样的文章，真的很高兴。你想，一群患了癌症的年轻人开始做科普，而他们竟然是通过我认识的，这个就足够让我骄傲了。

        “Big Picture”

        今年年初，大年三十那一天，我正式从制药公司辞职，举家搬回国，全职做儿童癌症公益。

        从国外搬回中国来做公益挺难的。之前，我爸妈可以很骄傲地对周围人说：“我儿子是美国一线科学家，在世界最好的药厂之一研究抗癌新药。”但知道我要回国后，我妈说，你现在回来了，又不是药厂的了，又不是美国的了，又不是科学家了，别人不听你的怎么办？

       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，但我做出这个决定大概只用了两三个星期。之所以决定做中国儿童癌症公益，也是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合理的事。

        当下，全世界的儿童癌症患者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是——好用的药太少了。一个数据是，过去近30年，我们开发了200多个抗癌新药，只有3个是给孩子们的。

对于中国的患癌儿童而言，他们的处境更是艰难。

        每一年，中国有4万个儿童得癌症，而中国患癌儿童的5年存活率，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。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那个问题——不了解，信息严重缺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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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儿童癌症存活率对比。 图 / 网络

        目前，我们国内还没有儿童肿瘤这一学科，很多成人肿瘤科医生在治疗儿童肿瘤，但儿童肿瘤并不是小一号的成人肿瘤，它的生物学特性和成人的很不一样。就拿脑胶质瘤来说，得了这个病，同样的药物可能成人吃了好转了，儿童吃了却没有效果，一些药物在儿童身上是完全无效的，仍有不少医生在给儿童使用。

        我曾经在百度上搜“儿童癌症”，第一个出来的居然是“儿童为什么会得癌？大多数还是跟妈妈有关”，典型的标题党，非常奇葩，而且那个网站一点进去全是广告。在美国，如果在谷歌输入框里搜索children cancer，会有非常清晰系统的科普，而中国没有一个专业的儿童癌症科普网站。

        这也促使我开始做向日葵儿童，我们想做一个系统性的，中国最好的，最全面的，最权威的，最专业的，最信得过的儿童癌症科普网站。除了做科普，我们还要做科研。为什么我要回到中国来做科研？因为这件事只有在中国能做。中国有着全球最庞大的儿童癌症患者群，因为人口越多，患者越多。而且中国有一个全球都没有的优势——中国的好医院特别少。对患者来说，这绝对是不好的，但是对科研来说却是极其好的。

        我之前在诺华做了多年横纹肌肉瘤的研究，这是一种儿童肿瘤。我做研究的时候，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就是患者少，我做了半天实验，却没有办法拿到患者的新鲜肿瘤组织来测试。要知道，我们试验常用的横纹细胞瘤的细胞系，已经在试验室里养了40年了。它们还真的和小孩身上的肿瘤细胞一样么？谁也没有数，我个人很怀疑。

        而在中国，对于某一种亚型的儿童癌症来说，中国一个主任医师一天经手的患者量，有可能超过美国一个医生的全年。

        这次回国，我在网络上征集了近万名志愿者，他们身份不同，有博士在读的学生，有协和的医生，上海交大的教授，麦肯锡的咨询师，哈佛毕业的律师，美国顶尖药企的研究员等等。我们希望未来搜索“儿童癌症”，出来的都是向日葵平台的文章，让每一位儿童都不再被误诊，并接受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之内最好的治疗。

        可能每个选择癌症科研方向的人一开始都被某种东西触动过，但是慢慢就被生活磨没了，只是，我觉得在夜深人静的某些时候，还是需要坐下来看一下我们叫“big picture”，想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。

        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叫Tom，是我在诺华的同事。他是一名制药科学家，他亲手合成的肺癌二代靶向新药Zykadia（色瑞替尼）已经上市，全世界上万患者将从中受益。这是个非常牛的药，我亲眼见过本身已经咳血的肺癌患者，服用药物几天后，症状就几乎完全消失，生活恢复正常。但同时，他也是一名晚期结直肠癌患者，和癌症战斗5年多，去年11月在美国去世，享年45岁。

        他是我的榜样。在治疗间隙，他还跑到实验室和人讨论下一个科研课题；在癌症扩散的时候，还做网站帮其它患者寻找合适的临床试验；他也做癌症科普，他的文字被大家自发地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文、俄文、捷克文、荷兰文。

        他还在世时，我们互相写信，信的结尾都是“to life”（致敬生命）。他去世后，每次我想偷懒的时候，一想到和他通的信，我就不敢懈怠。因为很怕以后在另一个世界再见到他，他问我：“菠萝，多活了这么些年，说说你到底干了些啥？”

        路才刚刚开始，你不去做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事情。就像李一诺说的，中国问题多么？多。令人沮丧吗？经常。信任缺失么？肯定。有无力感吗？总有。但面对无力感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只有行动。

        至于希望，我想到了自己曾经给《南方周末》写的一篇文章，标题叫“把癌症变成慢性病还有多远？”那篇文章的最后，我写道——也许在不远的未来，会有人说：“还记得2016年那会儿大家都以为癌症是绝症么？真是太搞笑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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菠萝与Tom，“to life”。 图 / 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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