骨科大夫华莹奇想和你谈谈生与死

​作者 | 华莹奇​       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）

​排版 | 狗儿​

　　每天上下班，开车会路过上海市的西宝兴路火葬场，作为医生，倒不是特别忌讳。有一次坐出租车，发现司机特意绕路避开了那段，问他原因，司机回答：“我从不走那条路的。”
　　中国人，一向是很忌讳死亡的。

　　在美国学习的时候，有一次门诊时，遇到一位腹腔有巨大肉瘤的患者，他已经多次手术，所有的化疗方案都失败了。

　　医生经过评估，认为再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能给他带来生存获益，于是很直接地对患者和陪同的家属建议，让他们去联系临终关怀院(Hospice)，那边会给他们继续提供营养支持及止痛治疗。

　　我当时见到患者的眼泪流了下来，但是在老伴的搀扶下，还是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，跟着护士去安排转院的事了。

　　西方的葬礼，也很少有哭天喊地的悲伤，而似乎更加平静平和。

　　因为传统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影响，中国人的生死观与西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，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这句流传甚广的民间俗语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随着人们对生存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，“如何让死亡有尊严”也慢慢成为国人重要的一个社会话题。

　　在医院中，国人的生死观也在无形中影响着日常的医疗活动。这种影响，来自于医生的生死观与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死观之间的博弈。

　　有这样一个比喻：“所有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在天堂门口排队，只是一些人会因为各种原因插到了队伍前面。医生的任务，就是竭尽所能，把那些插队的人送回到他原来的位置。”

　　医生的生死观是什么样？我想大概也是因人而异。以我们病房骨肿瘤儿童为故事的纪录片《人间世》第二季第1集《烟花》播出后，也有许多人问我，你们平时面对这么多残酷的手术，面对这么多临终的病人，会不会有时很沮丧，觉得生命很脆弱？你们是不是对生死看得很透了？时间长了会不会很冷漠？你每天接受这么多负能量，你怎么受得了?

　　确实，面对许多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，有的时候真的挺难去平衡。我们一方面需要尽量用各种方法延长患者的生命，有时也得想办法让家属接受死亡，在患者临终时减少无意义的过度治疗，减轻痛苦。

　　有时，部分患者初次就诊时，根据当时的病情，已经可以预期到最后的预后是不佳的，这时候，我一般不会表现出来，否则，患者和家属就丧失了希望。

　　也许有些同行会不太同意我的观点，认为预后不好的患者一定要让家属清楚地知道，否则可能会因给了他们过高的期望值而最后埋下纠纷的隐患。

　　而我，一般习惯先不把病情最严重的一面告诉他们，先告知如果疾病能得到控制的情况。

　　在工作中，经常会面对很多疾病晚期的患者，很多时候患者会在病房临终，我们也做很多临终关怀的工作。有时为了满足家属多陪伴患儿的心愿，会放弃送ICU监护，而在普通病房里监护；有时为了镇痛既需要给患者进行冬眠治疗，又为了让家属能陪他说话有时暂停冬眠用药……总之尽一切可能满足患者和家属临终告别时的需求。

　　那些青少年儿童患者与父母生死离别时，撕心裂肺的痛，不经历过无法体会。面对这些场景，我的内心也是很哀痛的，尽管我已经用尽了办法，但感觉人类在肿瘤面前，还是那么弱小，实在是太脆弱，生命转瞬既逝，即使作为医生也那么无力。

　　家人、亲戚和朋友也会经常因为生病咨询我，有时也会遇到比较严重的病，比如癌症、心脑血管意外等，甚至有些意外的早逝。

　　遇到这些事，虽然已经尽可能去帮助，但有时他们仍会觉得我经常对他们的诉求不够热情，或者说“轻描淡写”。其实这是职业的习惯，对一些情况习以为常，不那么容易激动。

　　有时知道了病情，可以预见预后不好时，甚至有点消极，心态与作为病人的主治大夫时，会不太一样，我就会直接告诉亲属，说这疾病最后会是怎样的情况，希望他们能坦然接受，因此也常被说成“冷漠”。

　　医生们平时从不避讳生死，也常常接触生与死，更加知道生命很脆弱，似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也不是那么地在意。常常嘴上说一套，实际做一套，教病人好好吃饭好好睡觉，自己却做不到；教病人戒烟戒酒，自己抽烟喝酒的也不少，还把“及时行乐”挂嘴边。

　　确实，很多外科医生对自己的健康大大咧咧，养生保健之类的是决计不相信的。另一方面，外科医生很多是很害怕治疗的。

　　有一位知名的普外科主任，得知自己得了胰腺癌时，一开始是非常拒绝手术的，后来经不住单位和同事的劝说，自称“是为了组织才开的刀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我也看到许多报道，国外有一些医生在患肿瘤后会选择最保守的治疗。当然，现在很多药物进步了，确实也不应该太消极。

　　曾经，我也想象过自己罹患疾病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，觉得如果患病，最遗憾的，应该是对家人的愧疚。

　　不过，正是知道生命很脆弱，医生也格外能体会到生命的珍贵。

　　曾经觉得生病和死亡离自己挺远的。但是近几年，有一些著名的骨科同道教授，因为工作过分辛劳而英年早逝。也有一些医闹伤医等消息的负能量，让人有不测之忧。

“

　　每当看到这些，我也会反省自己，要对自己负责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对自己负责，才是对病人负责，对家人负责。

　　医生是与死亡抗争的人，也能找到与死亡最合适的相处方式。

　　医学博士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，上海市骨肿瘤研究所实验室主任，入选上海市“浦江人才”计划A类(2012)、上海市卫计委“新优青”人才计划。

　　主要从事恶性骨与软组织肿瘤的临床诊治工作及转化医学研究，擅长晚期肉瘤的综合治疗。研究方向为骨肉瘤致病、耐药的分子机制及个体化诊疗策略。发表SCI论文50余篇，包括Adv Sci, Oncogene, Theranostics, Int J Cancer, Cancer等一流期刊。

　　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、上海市科委项目等7项基金支持。作为主要参与人获得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、二等奖，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成果。

　　目前兼任上海医学会骨科分会骨肿瘤学组副组长，CSCO肉瘤专业委员会委员，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骨肿瘤青年学组委员，国际骨科学会SICOT上海分会基础学组副组长，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放化疗学组、骨盆环学组委员，国际华人骨研学会秘书，国际结缔组织肿瘤学会会员，《BMC Surgery》《中华骨科杂志》《中国骨与关节杂志》等期刊编委。

　　门诊时间：周二、周五上午